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的重点仍然是防止经济运行由偏快转向过热，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而要使得各项调控措施行之有效，首先必须深刻认识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经济过热等当前热点问题的深层次背景和原因。

　　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经济过热等问题的背后，其实是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看起来存在着“流动性过剩”，实际上在地方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巨额能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高昂的代价；居民的未来预期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致使消费水平低下，储蓄超常增长；看似外贸的高增长，实际上是内需不足；看起来是许多产品积压库存，实际上是消费不足，消费结构严重失衡；看起来是许多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众多领域投资不足、结构失衡。

　　这些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严重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内外失衡两个方面：内部失衡表现在投资与消费不平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最终消费的缺口难以通过国内的消费增长来消化；外部失衡表现在过剩的生产能力需要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最终导致国际收支失衡。而内外失衡造成的投资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的“三过”问题只不过是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表现方式而已。

　　“三过”根源是收入分配失衡

　　造成“三过”问题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得份额增长高于居民所得增长，财政对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低收入群众收入增长不快，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

　　按可比口径计算，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21.1%上升到2006年的24.2%，企业从2001年的15.1%上升到2006年17.5%，居民则由63.8%下降到56.5%。企业可支配收入主要是较高的利润率带来的，而在高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必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近年来银行信贷资金占企业投资份额不断下降表明，企业投资能力还在不断增强。在高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在自身投资能力增强的情况下，也必然会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另外，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会出现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上升的趋势。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都经历过一个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时期，但投资率都没有达到我国现阶段水平。

　　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明显偏高，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除了发展的阶段性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收入分配不尽合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基本上取决于需求结构。过去25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逐步上升，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导致我国目前的最终需求结构严重失衡。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而据商务部数据，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只有36%左右，3年时间下降了19.4个百分点。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77%，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十几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目前我国消费率太低，固定资产投资率太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已经严重失衡。

　　最近两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消费低速增长的趋势还在继续。很显然，正是由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导致了产业结构失衡，才不断加大了就业压力。若不尽快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调整已严重失衡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将会继续恶化，就业压力还会继续上升。因此，形成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的空间，使得居民消费能力和民间投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内需的不足迫使政府不断加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也使得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加强，需要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带动经济的增长，对外贸和政府投资的依赖加强又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居民收入受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陷入“国富民不强”的怪圈。长此下去，不利于小康社会的建设、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