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兄弟成了一些人的“救命稻草”,时不时就会被抓出来证明一下:涨价还是有好处的,农民兄弟就因此受益了,所以涨价是必要的,是大家伙儿必须忍受的。如著名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举例说去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是2110元,出售农副产品收入达到884元,比上一年同期净增130元,其中24元是因为出售肉禽鸡蛋的增加,还有106元来自价格上涨,也就是说,农民净收入部分82%是靠价格上涨。“这几年城市的公务员、企业都涨工资,谁给农民涨工资?这次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实际上是市场对城乡利益的调节,农业如此的脆弱和薄弱,长时间的矛盾爆发了。” (《信息时报》)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姚先生至少忽略了三点:
其一,涨出的价格中,未必有多少是落在农民手中了。回想两年以来一阵阵的粮、油涨价风波,基本都爆发在大规模的收购结束以后,未必与农民有多大关系。姚先生自己的数据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在经历过这样猛烈的涨价后,农民直接从价格上涨中获益,也不过区区106元;
其二,农副产品涨价了,投入也增加了。姚先生说农民多卖了多少钱,咋不一并说说为了收获这些农副产品,农民多投入了多少钱呢?我生活的江汉平原为鱼米之乡,主要农作物棉花是经济效益最好的作物之一,去年风调雨顺,又赶上食用油涨价(棉籽可以炼油),本地农民平均每亩田的售棉所得比往年高200元左右,但因为农药化肥人工同时猛涨,农民实际所得并不比往年高多少;
其三,大规模的涨价风潮并没有对农民网开一面,在一浪接着一浪的涨价风潮中,在一根细细的收入增长之管伸进他们口袋的同时,另一根粗得多的开支增长之管也伸进了他们的口袋。农民的孩子也要上学,学费是免了,但孩子在学校里的生活费用涨了,一天涨一块,一个学期就是100多块,并不比免去的学费低多少。还有交通费用涨了,学习用品涨价了;农民也要房子住,建房、维修成本涨了好多;平常待客,养猪的农民不可能在活猪身上割块肉来下锅,农民也需要买部分米、买部分油来度过“青黄不结期”的啊,前几天上街,看见本地小油厂生产的质量很差的棉油标价7.2元/斤、菜油标价7.5元/斤,吓得我一哆嗦,我可以想见到大部分农民看到这一价格时的恐慌。
正与许多人乐观的断言相反,绝对不是农产品的单方面涨价启动了通胀链条,反而,正是因为受害于生产投入与日常生活物资的全方位涨价,才导致了农产品的不得不涨价。种一亩田棉花,仅仅农药化肥种子方面的投入,已经接近700块;去年,我跟一个专业户谈起他喂的猪,他伸出一个指头弯成钩状,一声比一声高地对我说了三遍:9块7,9块7,9块7呀!因为他当天核算了一下成本,他养的猪,每头平均在那一天吃了价值9块7毛钱的饲料。农民,绝不是物价大规模上涨的受益者,而正是物价大规模上涨的最大受害者。比之于其它群体,他们的承受能力太脆弱了!行走在内地村庄里,年青人很少见,甚至连40来岁的中年人都少见了,如果农民真的是涨价受益者,他们还需要千里迢迢去陌生的地方寻找工作机会吗?
特种产品,主要就是猪肉在短时间内的畸形涨价帮不了农民,姚景源先生说:“媒体要是采访一下农民,随便找一个农民问一下,现在猪肉涨价对不对,我相信没有一个农民说不对的。”我只能说,他真的是专家,估计多少年没去过农村了。去年猪肉涨价,是因为缺少猪源;之所以缺少猪源,是因为瘟疫所致,还因为早些时候,农民辛辛苦苦喂一头猪还要亏一百元钱左右,所以许多农民不愿意喂了,干脆将小猪崽扔在田里任其自生自灭,而猪源紧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春节将至、中国农民传统的杀猪办年货的时刻,半数以上农民自己也在买猪肉过年!可惜的是,姚景源专家绝不会去问那些面对高昂肉价的农民:“猪肉涨价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