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可谓正当其时。这不仅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分区推进的发展战略，使得中部地区处于相对“政策洼地”；也不仅在于，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联结南北”的区位优势，我国东部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具备相当工业基础的中部提供了产业承接和经济崛起的机遇；还在于，中部的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不可逾越的“结点”。

　　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地处内陆腹地，总人口3.61亿，占全国的28.1%；农村人口高达2.4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1.2%。早在2003年9月，林毅夫就提出，中部崛起的突破口在“三农”。我国近两年连续两个农业“一号文件”确立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战略，无疑为中部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政策契机。

　　如何抓住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六省逐鹿中原的竞相发展格局，关系到整个中国经济的崛起，成为两会焦点。21世纪经济报道分别采访了三位来自中部三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和两位全国政协委员，探讨中部崛起战略的具体思路，他们是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湖北武汉市市长李宪生、湖南省发改委主任陈叔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

　　《21世纪》：面对中部困境，中部各省要崛起所依赖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又将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呢？

　　田成平：山西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是把优势做“优”，打造中国最大动力煤、焦煤生产基地；把特色做“特”，构建中国最大不锈钢和铝镁业生产基地；把产业做大，培育中国玻璃器皿之都等；把技术做高、把链条做深，打造“中国鲁尔区”与中国生态工业园。

　　李宪生：武汉是中部地区唯一特大中心城市，理应在中部地区崛起中有所作为，在中部地区实现率先崛起，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支点。

　　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中心，地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中国三大增长极的中心点上，可谓得中独厚，得中独优。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武汉落后了。更有所谓“不东不西”、“不是东西”和“中部塌陷”的舆论压力。

　　武汉可以在交通枢纽功能、产业牵引功能、要素集散功能、服务中心功能、管理中心功能和创新中心功能六大功能建设中有所作为。

　　陈叔红：在中部六省中，湖南具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经济有一定的基础，2003年的GDP总量4639亿元，人均7554元，均居中部第三；二是资源比较丰富，多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储量居全国首位，水资源总量居中部第一，旅游和生态资源独具特色，森林覆盖率53.7%，居全国第三，中部第二，农业资源丰富，水稻产量居全国首位；三是科教有一定优势，科技活动直接产出综合评价居全国第四，占中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