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开始，中国实行经济改革以后，共经历了几次典型的通货膨胀。20多年来，中国经济大致按照“高涨—膨胀—治理—紧缩—停滞—放松—扩张”的轨迹发展。通货膨胀是转型时期的普遍性问题，其发生有着必然性。

　　1978—1983年的首次通胀

　　1978年，为了追求大跃进，基本建设规模开始爆发，随着巨大的投资冲动，财政预算赤字在迅速增加。1978年建设规模比1977年增长了31%，经济增长速度上升到11.7%，国家财政开始出现赤字，1979年赤字猛增到206亿元，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形成了很大的货币扩张压力。现金供应的年增长率由1978年的9.7%急剧上升到1979年的24.4%和1980年的25.5%。在这样的宏观经济条件下，虽然当时大部分商品价格仍处在行政管制下，但物价开始攀升。零售物价指数由1978年的0.7%上升到1979年的2.0%，进而上升到1980年的6.0%。

　　这次对通货膨胀的调整，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总背景下进行的。在1978年到1981年的三年中，国家采取了以下一些紧缩措施：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基建项目；压缩国防经费和行政管理费用；加强银行的信贷管理，冻结企业贷款，并向国有企业强行推销国库券48亿元。在这些政策措施的作用下，1981年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并于1983年初达到谷底。

　　不止中国，20世纪80年代，很多国家的经济改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遇到了通货膨胀的困扰，一般受困于计划经济下的短缺状态，总供给往往不足以满足总需求；更由于改革初期存在的宏观经济管理的缺陷和政策差错，使得通货膨胀在早期并不能得以抑制。

　　始于1978年的经济制度变迁对通胀理论的发展起着不可小视的推动作用，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中国学者面临着传统和突破、守旧和创新之间进行选择，表现于通胀存在性和衡量指标的争论。这一时期，通胀理论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性质。

　　1986—1988年的恶性通胀

　　从1986年开始，1988年全面爆发了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该阶段主要有物资的匮乏和在高通货膨胀、高增长速度下实行“价格改革闯关”等表现。

　　在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姜昆和唐杰忠表演的相声《着急》里塑造了一个名为“老急”的人物，老急因为听到邻居二大妈喊了一嗓子“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啦”，着急得一夜没睡，一早就推着小推车去囤货，囤了一澡盆子醋、两水缸酱油、15暖瓶豆油、一被窝的黄酱等大量日用品，反映的就是该次通货膨胀下的中国老百姓心态。

　　1986年初，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迹象，政府开始放松对银行贷款的控制。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货币供应迅速扩张。1987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到1988年中期，M1和M2的年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3%和29%。1988年6月，通货膨胀的预期迅速形成，物价飞速上涨，下半年对去年同期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攀升到26%，城市普遍出现商品抢购风潮，倒买倒卖计划分配的调拨物资和外汇额度及其腐败的蔓延，加剧了群众的恐慌和不满，使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从而引发不稳定。

　　1988年9月，国家开始实行“强行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信贷政策。为了控制爆发性的通胀，1988年第三季度开始急剧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停止审批计划外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公司；强化物价管理，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严格控制贷款规模，一度停止对乡镇企业贷款；提高专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并于1988年9月和1989年2月两次提高了利率。

　　这一系列措施虽使得通胀率很快下降，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由于通胀压力的形成到释放有一个时滞，到1989年第三季度，货币供应量指标下降至谷底，M1和M2的年增长率下降为-1%和13%，物价同时迅速回落，1990年第三季度零售物价指数同比增长率至0.6%。但与此同时，经济也陷入衰退，市场出现疲软，企业开工不足，财政状况恶化，就业压力增大，出现前所未有的“过冷”局面。

　　在这一阶段，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理论和政策争论。主要为一派主张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要求货币供应量增加，以“非均衡理论”论证通货膨胀政策的合理性；另一派则主张通货膨胀既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改革，要抑制通货膨胀为全面改革创造“宽松环境”，深度讨论了改革与增长，改革与环境之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