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开启“全面改革”

　　6月7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宣布重庆和成都为首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今年，重庆恰逢直辖十年，在欢庆与反思中，这个城市迎来了这份“大礼”。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如果说深圳是“经济改革特区”，成渝是不是“社会改革特区”？一次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的改革，与传统经济特区相比，在路径选择上应有何不同？当下中国最需要的社会改革是什么？本期访谈将从社会改革的角度，探讨新特区的意义。

　　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

　　周民良 中国社科院区域发展研究室研究员

　　一次以社会改革为重点的全方位改革

　　背景：重庆市九龙坡区宣布，将在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等七方面推进改革。在许多专家看来，成渝未来的改革空间将涉及行政、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层面。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从深圳到成渝，是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如果深圳叫“经济特区”，那么成渝应叫“社会特区”，你同意这个提法吗？

　　周民良：这个提法比较新颖，这次改革试验确实有很强的社会性：一方面，城乡改革本身就涉及社会平等、社会公平与收入差距缩小等问题，因而是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关系的大调整。另一方面，这次改革的目标是追求在城乡之间建立制度化的社会和谐关系，为全国城乡关系的走向提出前瞻性、可行性的思路。但我认为，成渝是一个带有综合性、全面性的改革，定义为“社会改革特区”可能是不全面的。

　　新京报：无法涵盖哪些内容？

　　周民良：首先，这还是一次重要的经济改革试验。

　　因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效利用。重庆、成都改革的目标也还是为了科学地配置资源、转化资源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改革过程中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也要求政府管理、政府服务等做适应性的改革。

　　党国英：从深圳到成渝，准确地说是从经济改革到全面改革，也可以叫综合配套改革，它包括经济、社会、行政等多领域的改革。

　　新京报：为什么“全方位改革”的机会给了成渝？事实上此前很多有竞争力的城市都参与了竞争。

　　周民良：成都和重庆人口密度非常大，具有统筹城乡改革的典型意义。

　　重庆是四大直辖市中人口最多、负担最重的直辖市。2006年，全国四个直辖市中，京津沪的GDP分别是：7720亿元，4338亿元和10297亿元，而重庆只有3486亿元；京津沪的财政收入分别为1117亿元，926亿元和1600亿元，而重庆只有529亿元；京津沪的总人口分别为1581万，1075万和1368万，而重庆高达2808万；京津沪的户籍人口中农业人口为300万人左右，378万人和250万人，而重庆市的农业人口接近1500万人。

　　以重庆的现有经济能力，很难使其在西南地区发挥带动作用，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城乡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动重庆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至于将另一个试验区选择在成都，乃是因为成都近年来积累了城乡一体化改革的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已经具有现实的推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