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五常，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在交易费用、合约理论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钦，8年后获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授。1982年返港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至2000年退休。

　　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

　　艾智仁提出：任何社会，只要有稀缺，必有竞争，而决定胜者与负者的规则可以阐释为产权制度。作为他的入室弟子，加上后来受到中国经改的启发，我尝试从一个修改了的角度看世界。我的看法，是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这些约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权利结构，界定着经济制度的本质。

　　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可分四大类，而任何社会通常是四类并存的。第一类是以资产界定权利，也即是私有产权了。第二类是以等级界定权利，也就是昔日中国的干部同志按资历级别的排列。第三类约束竞争的法门是通过法例管制。最后，竞争也可以受风俗或宗教的约束。

　　因为约束竞争含意着互相同意的行为，或暗或明，或自愿或强迫，这就含意着合约的存在。不一定是在市场以市价交易的合约。一九八二我说过，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私有产权、等级排列、法例管制、风俗宗教，等等，以我之见，都是不同形式的合约安排。

　　这里介绍的合约的广泛概念是需要的。原则上，我们可以把为了约束竞争而界定权利视作一类合约，而把交换权利或市场合约视作另一类(虽然市价也是约束竞争的局限)。困难是这两类合约好些时不容易分开，而在中国，这两类合约往往是织合为一的。我们稍后将会讨论这后者的有趣安排。

　　为了理解中国，我以合约的关系来看社会里的人际互动。一九七九在广州，见到不同职业的等级排列的细微划分使我震撼。某级别的同志可以分享一部汽车，或每隔一天可得鸡蛋一只，或有权到市场买鱼但不需要排队。这些现象有启发力。我最初的解释，是天生下来人是不平等的，如果在一个「无产」的社会中每个人平等地「无产」，人权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会的均衡。再过两年，我看到深入一点的真理：中国的等级排列其实是合约的约束，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需要有这种排列界定来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

　　这里的重要含意，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的重心所在。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做到这种合约转移，可以视为奇迹，而我将指出，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用上一种刚好坐在上述的两种合约之间的另一种合约。后者称为承包责任合约。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们做到这重要的合约转移，而是他们达到的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

　　既然在讨论一般性的理论，我要指出约束资源使用的竞争是需要费用的。这些费用被称为交易费用，实在有点误导。多年以来，我强调不同种类的交易费用只能在边际上分开，而验证假说所需要的，是指出这些费用的边际转变。我也曾经强调，交易费用不需要用金钱来量度，需要的是在不同的可以观察到的情况下，我们有本事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低。不容易，但可以做到，我曾经无数次以观察到的现象转变来衡量交易费用的转变，作出准确的推断或解释。你可以不同意我对优质座位票价为何偏低的解释，但多年以来我对中国将会发生的事的推断，得分之高，不可能是看水晶球的成绩。

　　除了从边际转变的角度看，不同种类的交易费用无法分开，这逼使我为交易费用下一个广泛的定义：涵盖鲁宾逊一人世界中不存在的所有费用。这样看，交易费用是可以在一个完全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出现的。我认为应该称为制度费用才对，即是只有社会才能出现的费用。我的论点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起因，主要是为约束使用资源的竞争，或者从上文提出的广义合约安排看，起于用合约来约束竞争的需要。结论是：只要竞争存在，交易或制度费用一定存在。换言之，说一个社会没有这些费用是矛盾的说法。

　　一九八二年，我指出如果交易或制度费用不存在，不会有市场。评论高斯定律时，我写道：

　　如果广义的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我们要接受消费者的意欲会不费分毫地准确表达；拍卖官与监察者会免费搜集与整理讯息；工作的人与其它生产要素会得到免费的指引，去从事与消费者的意欲完全吻合的产出；每个消费者获得的产品与服务，跟他的意欲会是一致的。仲裁者会免费地决定一个工作者或消费者的总收入：把他的边际产值，加上社会其它所有资源的租值的一个分成，这分成是依照大家不费分毫地同意的任何一种准则而决定的。如此推理，高斯的效果可以没有市价而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