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五常，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在交易费用、合约理论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钦，8年后获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授。1982年返港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至2000年退休。

　　第六节：县制度的佃农分成

　　中国的经济改革可分阶段看。第一阶段大约从一九八○到邓小平退休的一九九二。这阶段的发展，主要是从以前的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深圳拍卖土地(国家首次)为高峰。这拍卖是出售长期的土地使用合约，没有私人所有权。该市的干部说是依照我的建议：早些时，我对他们解释，出售土地差不多是唯一能让他们获取足够资金来发展该市的办法，而他们要让私营的发展商人表演专业的运作。

　　在这阶段，经济发展集中在中国南部的珠江三角洲。开放改革之前，这地区相对上遭到漠视或贬低，庞大的国营企业或政府保护的垄断机构寥寥无几。香港的商人或投资者身先士卒，带进资金、科技与管理知识。相比之下，当时的长江三角洲，有权有势的国企抗拒竞争，与南部只需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可以获得私营的商业牌照相比，是两回事。

　　在长三角，市场的冲击大约始于一九九三。神奇地，只八、九年，差不多所有重要的经济数字，长三角超越了珠三角。这是中国改革的第二阶段，由朱镕基掌管经济。从一九九三至二○○○这七个年头，是中国的困难时刻：开始时通胀如脱缰之马，贪污广泛，人民币崩溃，跟着是严厉控制借贷与消费，重击贪污，再跟着是通缩与房地产市场兵败山倒。然而，就是在这些困扰的情况下，长三角出现了爆炸性的发展，其效应伸延到内陆的中、西部去。我们或可举出好些理由来解释这奇迹的出现，但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县的竞争制度刚好在那时形成，开始发挥效应了。

　　在情在理，在上述的恶劣经济环境下，长三角要超越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是不可能的，但却发生了。我的解释，是那一九九四形成的县制度在长三角运作得较好。在南方，私营的企业已经在早前的合约安排下落地生根。工厂到处乱放，既不整齐也不清洁，但投资者是下了注的。换言之，南方缺少了土地使用的调整弹性，减少了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效能。不是说南方的县不竞争，而是他们没有北方那种调整土地使用的大弹性。这经验也教训我们，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较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世界级的工业园在长三角一带冒起，美观的园艺与现代化的设施，是例行地由县的干部策划。他们是为市场策划的！他们知道好东西会卖得较好。他们也知道，如果策划的卖不出去，可能被革职。

　　在县与上头之间有一条分配收入的方程式，对鼓励竞争重要。简略地说，发展初期，是下面承包的把一个固定的款额交给上头。往往引起争吵，因为发展得好而要交得多的地区认为是被剥削了。分成的安排于是引进，争吵又出现，因为不同的地区要上缴的分成率不同。

　　这就带来一九九四的一项重要发展。从那时到今天，一个地区或县的工业投资者要付百分之十七的产品增值税，而这个税率是全国一致的。县本身的分成，是此税的四分之一，也即是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另一方面，一间小企业可以选择支付百分之四至六的商业税(视乎企业的性质而定)来代替。利润或所得税是有钱赚才交，这里我们不管。我们的讨论也可以不管商业税——没有利润也要付的。增值税给政府带来最高的收入，县干部最关心此税。我们的分析集中在增值税：产出价值扣除原料与其它一些琐碎费用之后的百分之十七。

　　问题是增值的百分之十七的抽取究竟是税，还是租呢？我认为是租而不是税。有两个理由。其一是任何投资者，只要用土地或房产从事生产的，都要付此税。其二是只要有产出，不管有没有利润，都要付此税。